《史記》載：趙人藺相如帶和氏璧去秦國換取城池，見秦王有詐，藺相如“怒發上沖冠”，寧可將腦袋與寶玉一起在柱子上撞碎也要不辱使命，最終“完璧歸趙”。回國后，藺相如被拜為上卿，位在廉頗之右。廉頗揚言“必辱之”，相如聽說后，“望見廉頗，引車避匿”。

　　面對強秦，藺相如理直氣壯地爭辯，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，是為“不畏”。可面對廉頗的挑釁，卻一再退讓，貌似有所“畏”。二者體現在同一個人身上，其實并不矛盾。藺相如前面的“不畏”是勇者不懼，后面的“畏”是顧全大局，前后都是為了國家利益。司馬遷對此贊嘆道：“相如一奮其氣，威信敵國，退而讓頗，名重太山，其處智勇，可謂兼之矣！”

　　可見，“畏”與“不畏”既對立又統一。處理好“畏”與“不畏”的關系，做出正確的取舍，考驗著為官者的道德操守和氣節風骨。

　　為官治政當有所“畏”。隋朝袁聿修為官五十余年，兩袖清風。袁聿修曾以太常少卿身份巡察各地，老友邢邵派人送給他一些白綢作為禮物。袁聿修退還并修書一封：“瓜田李下，古人所慎，多言可畏，譬之防川。”這是敬畏人言、敬畏民心。正如古人所言：“凡善怕者，必身有所正，言有所規，行有所止，偶有逾矩，亦不出大格。”

　　為官治政當有所“不畏”。明朝于謙在英宗兵敗土木堡被瓦剌俘虜的危局下，力排南遷之議，堅請固守，親自督戰，率師列陣北京九門外，力捍京師誓保社稷。這是不畏強敵、不畏艱難。正所謂：“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誠臣”，危難關頭、緊急時刻最能看出一個人的忠誠和擔當。

　　為官治政，“畏”與“不畏”缺一不可，有所“畏”是心存戒懼、行有所止，“不敢肆而德以成”。有所“不畏”是事不避難、義不逃責，“既以身許國家，許知己，惟鞠躬盡瘁而已，他復何言”。

　　鄧小平曾在《共產黨要接受監督》一文中說：“一怕黨，二怕群眾，三怕民主黨派，總是好一些。”他又說：“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，敢于試驗。”彭德懷有三怕：“怕言過其實，怕出名，怕老百姓罵娘”，可他對帝國主義又敢直言：幾百年來，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門大炮，就能征服一塊土地的歷史將一去不復返了。

　　知史可以鑒今。新時代的黨員干部，當繼承發揚老一輩革命家的人格風范，對黨紀國法、對手中的權力、對肩上的責任、對人民群眾，當心存敬畏，時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勵。可面對困難和挑戰，必須勇擔當、善作為，在原則問題上不含糊、不退讓，“任何時候都要有不信邪、不怕鬼、不當軟骨頭的風骨、氣節、膽魄”。（來源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）